我叫林舟。舟，一叶扁舟的舟。父母为我取这个名字时，或许是希望我能像水上的小船一样，

随波逐行，自在安逸。他们显然失算了。我成了一艘没有桨、没有帆，

却在港湾里自行凿穿了船底的破船，心甘情愿地沉溺在名为“过去”的死水里。

我的职业是古籍修复师。更准确地说，是这座城市最古老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里，

一个比那些藏品还要没有存在感的管理员。我的工作日复一日，与书打交道。

不是那种光鲜亮丽、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，

而是那些垂死的、散发着霉菌与时光混合气味的古籍。我用镊子夹起细小的书虫尸体，

用特制的胶水黏合脆弱的书页，用柔软的毛刷拂去百年的尘埃。我修复的不是书，

而是时间的尸体。我是一个时间的入殓师。

—如果那些偶尔与我共用一部电梯、连点头都显得多余的人算是同事的话——都觉得我古怪。

在这个人人争分夺秒，用电子设备将自己武装到牙齿的时代，我没有智能手机。

我用一部只能打电话、发短信的老式诺基亚，键盘上的数字都已磨损得看不清。

我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，我的“朋友圈”就是窗外那棵一年四季沉默不语的巨大樟树。

他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有人会拒绝便利，拥抱繁琐。而这正是我全部生活哲学的起点。

我坚信，这个世界越是浮躁喧嚣，就越需要有人去证明，深情不是一种愚蠢，

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。比如读纸质书。指尖划过书页的粗糙纹理，那种实在的触感，

是冰冷的屏幕无法给予的。翻页时“哗啦”的声响，是世上最安宁的音乐。

你甚至能闻到纸张、油墨与岁月混合的味道。这是一个完整的、调动你所有感官的仪式。

它强迫你慢下来，进入作者构筑的世界，而不是被无数弹窗和通知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
比如写手写信。挑选信纸，斟酌用词，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心绪。写错了，便要用笔划掉，

那懊恼的痕迹也成了情感的一部分。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投进邮筒。然后是漫长的等待，

等待它穿越山川湖海，抵达另一个人的手中。这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也正因如此，

才显得弥足珍贵。它像一场献祭，你献祭了你的时间、你的耐心，只为了一份可能的回应。

这难道不比一句即时发送、毫无分量的“在吗”要深情百倍吗？再比如，跑大半个城市，

就为了见一个人。不是为了什么要紧事，或许只是想看看对方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，

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是不是和记忆里一样。在地铁里摇晃的一个小时，

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街景流逝的四十分钟，这些被消耗的时间，

都变成了“我想见你”这个简单念头的重量。它让相见的那一刻，变得无比庄严。这些，

就是我奉为圭臬的真理。我像一个顽固的宗教徒，用这些繁琐而古老的仪式，

对抗着整个世界的轻浮与快捷。我承认，这样活着很累，像一个逆流划船的人，

每一寸的前进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，而稍一松懈，就会被时代的洪流冲得更远。但，让半步，

就不是我要的人生。我不是天生如此。我的固执，我的偏激，我这全身反骨的活法，

都源于一个人，一个承诺，和一场永无止境的等待。她叫陈汐。潮汐的汐。我和她，

算是最俗套的青梅竹马。从穿着开裆裤在同一个大院里玩泥巴，

到在同一所中学的课桌下偷偷交换纸条，再到在大学的林荫道上牵着手，

幻想一些不着边际的未来。我们的生命轨迹，像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藤蔓，密不可分。

她和我不一样。她是一阵风，一团火，是那种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永远在奔跑的人。

她的眼睛里有星星，笑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好像亮了。她说，她要去看看这个世界，

用她的相机，拍下所有正在发生和即将消逝的美好。她要去非洲拍迁徙的角马，

去冰岛拍绚烂的极光，去南美洲拍雨林深处的神秘部落。大学毕业那晚，

我们坐在学校最高建筑的天台上，脚下是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像一片倒映在地上的破碎星空。

她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手里摆弄着她那台宝贝的旧单反相机。“阿舟，”她轻声说，

“我要走了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像被扔进深海的石头。我没有说话，

只是收紧了抱着她的手臂。“你别这样，”她能感觉到我的僵硬，“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

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等我看够了，玩累了，我就回来。到时候，我就哪儿也不去了，

就在这座城市，安个家，养条狗，天天给你做饭，烦死你。”“要等多久？

”我的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。她想了想，仰起头，

看着被城市光污染得几乎看不见星星的夜空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“不知道。也许三年，

也许五年。但你得等我。”她转过头，定定地看着我，语气里有种不容置疑的霸道，

“你必须等我。不许变心，不许找别人，不-许-忘-记-我。”“我等你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等？”她促狭地笑了一下，“用微信每天给我发早安晚安吗？太没诚意了。

”“我给你写信。”我说，几乎是脱口而出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更开心了。“写信？

天啊，林舟，你真是个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的老古董。现在谁还写信啊？”“我写。

”我固执地说，“我会把我的生活，我的思念，都写在信里。寄到你告诉我的每一个地址。

这样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能收到来自我的，独一无二的‘信息’。”“好啊，

”她伸出小指，“拉钩。你不许停，我也不许不看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

我要看到堆成山一样的信。”我们拉了钩。那晚的风很凉，但她的指尖很暖。于是，

我的等待开始了。这是一场漫长得令人绝望的马拉松。陈汐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候鸟，

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。她会偶尔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，上面是她龙飞凤舞的字迹，

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，看到了什么奇特的风景。那些地址，成了我唯一的航标。我的信，

也随着她的足迹，飘向了世界各地。巴黎的某个青年旅社，内罗毕的一个邮政信箱，

雷克雅未克的一间短期公寓……我不知道这些信有多少能准确地抵达她的手中，

又有多少会石沉大海，但我从未停止过书写。我的生活，被这场等待彻底格式化了。

我拒绝了所有可能让我离开这座城市的工作机会，心甘情愿地钻进了图书馆的故纸堆里。

因为这里最安静，最适合等待。我的世界变得很小，小到只剩下一张书桌，一盏台灯，

和一沓厚厚的信纸。我的朋友们，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喝酒、一起高谈阔论未来的朋友，

渐渐地和我疏远了。他们结婚，生子，升职，加薪，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飞速前进。而我，

像一个被按下了暂停键的人，永远地停留在了陈汐离开的那一天。他们不理解我的选择，

觉得我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赌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。他们说我疯了。或许他们说得对。

等待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。久到我自己都快忘了，我等待的究竟是那个人，

还是“等待”这个行为本身。它成了一种惯性，一种深入骨髓的偏执。

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春天到底是怎么样赢的？每年冬天，

窗外那棵巨大的樟树都会变得光秃秃的，枝丫像一双双伸向灰色天空的、绝望的手。

寒风在树枝间呼啸，像鬼魂的呜咽。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死寂的灰白。你会觉得，

春天永远不会来了，绿色是一种已经被遗忘的颜色。可是，只要你等得足够久，

总有那么一天，你会不经意间看到，那枯死的枝干上，冒出了一个微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嫩芽。

然后是第二个，第三个。它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、决绝的姿态，顶开厚重的树皮，

撞破凛冽的寒冬。再然后，一夜之间，满树的绿意就会以一种近乎暴力的姿态，

重新占领你的视野。春天，从来都不是温柔地降临。它是一场残酷的、你死我活的战争。

它用无数个在寒冬中死去的胚芽作为代价，才换来最终的胜利。我的等待，

就像一场无尽的寒冬。而陈汐，就是我所期盼的那个春天。我在等她，等她像那些樱花一样，

以一种决绝的姿态，撞破我生命的寒冬。我在等那些承诺，像路灯一样，

在这座我为她坚守的、空旷的城市里，一盏一盏地重新亮起来。为了这场虚无缥缈的胜利，

我必须让自己变得更“好”。但这种“好”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。我不在乎存款的位数，

不在乎职位的高低。我所追求的优秀，是为了有朝一日，当她终于站在我面前时，

我不用因为自卑而低头讨好，也不必因为渴望而踮脚仰望。

我希望我们能像两棵并排站立的树。我们有各自独立的根，深深地扎在自己的土壤里。

我们有各自独立的躯干，努力地向上生长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阳光雨露。我们彼此对望，

彼此欣赏。当风吹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枝叶可以在空中沙沙作响，自然而然地触碰到一起，

分享彼此的喜悦与忧愁。而不是像藤蔓一样，必须依附于另一棵树才能存活。所以，

我沉浸在我的古籍世界里。我发表了几篇在极小领域内颇受好评的学术论文，

成了几个权威专家口中“颇有前途的年轻人”。我修复了一本几近损毁的宋代孤本，

那份成就感，远比银行账户里多几个零要来得真实。我以为，我正在变成一棵更好的树。

我以为，我做好了迎接春天的一切准备。我只是忘了，树是不能移动的。如果风停了，

那两棵树，即便离得再近，也永远无法触碰。等待的第七年，秋天。我收到了陈汐的一封信，

而不是一张明信片。这七年来，这是第一次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很厚，

上面贴着来自阿根廷的邮票。邮戳的日期是一个月前。我的手在颤抖。我花了整整十分钟，

才用裁纸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信封，生怕弄坏了里面任何一点可能的内容。信纸很长，

足足有五页。她的字迹还和以前一样，带着一种急切的、不耐烦的美感。信里，

她没有说太多关于风景的话。她第一次，详细地描述了她的疲惫。

她说她厌倦了永远在路上的感觉，厌倦了在陌生城市里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恐慌，

厌倦了镜头里永远是别人的生活而没有自己的。她说，她想家了。信的最后，

她写道：“阿舟，我准备回去了。也许是最后一次回去了。两个月后，十一月。等我。这次，

换我来跑大半个城市，去见你。”那一刻，我感觉我生命里的整个寒冬，

都在这句话里被撞得粉碎。积压了七年的冰雪，瞬间融化，汇成一股暖流，

冲刷着我几乎已经麻木的四肢百骸。我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开始飘落的樟树叶，第一次觉得，

原来秋天也可以是春天的序曲。路灯，好像真的要一盏一盏亮起来了。我要亲眼去看看，

那个我等了七年的春天，到底是怎么样赢的。我开始像一个即将迎接新婚的新娘一样，

笨拙而狂热地准备着。我把那个小小的、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公寓，翻来覆去地打扫了无数遍，

直到地板光亮得能映出我的影子。我买了很多新的东西，新的床单，新的窗帘，

新的拖鞋——一双男士的，一双女士的。我甚至开始学习做饭。我对着菜谱，

把厨房搞得像战场一样，只为能复刻出记忆中她最爱吃的那几道菜。

我把她寄来的每一张明信片都拿了出来，按照时间顺序，贴满了整整一面墙。那面墙，

成了我的世界地图，也是我这场漫长等待的功勋墙。然后，我开始了我最后一轮的等待。

这两个月，比过去的七年加起来还要漫长。我每天都在日历上划掉一个数字，

像一个等待被行刑的囚犯，既恐惧又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十一月，

这座南方城市终于有了些许凉意。陈汐回来的那天，下着小雨，淅淅沥沥的，

把整个世界都洗刷得干干净净。我没有去机场接她。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她说，

她要自己回来，用自己的脚步，重新丈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我坐在客厅里，

面前的茶已经凉透了。墙上的时钟，滴答，滴答，每一下，都像是敲在我的心脏上。

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，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。这种未知，让我的期待膨胀到了极限。

下午三点零七分，门铃响了。我几乎是弹跳起来的，冲到门边。我的手放在门把上，

却迟迟不敢转动。我害怕。我害怕门外的人不是她，又害怕门外的她，

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像是要奔赴刑场一样，猛地拉开了门。

她就站在那里。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，头发剪短了，染成了亚麻色。脸上化着淡妆，

比记忆中要清瘦一些，眼神里也多了几分我读不懂的沧桑和疲惫。但她看到我的时候，

还是笑了。和七年前一样，嘴角上扬的弧度，眼睛弯起的形状，都没有变。“嗨，”她说，

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回来了，林舟。”那一刻，我感觉我生命中那棵枯萎了七年的树，

终于在瞬间，开满了繁花。春天，好像真的赢了。她脱掉风衣，换上我为她准备的拖鞋。

那双粉色的、毛茸茸的拖鞋，穿在她脚上，显得有些滑稽，却又无比契合。她走进我的公寓，

像一个巡视自己领地的女王。她看到了那面明信片墙，走过去，伸出手，

轻轻地抚摸着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卡片。“你……你真的都留着啊。”她喃喃地说。“不止，

”我说，拉开书房的门。书房里，靠墙立着几个巨大的木箱。我打开其中一个，

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信封。每一个信封上，都写着一个地址，贴着一张邮票，

盖着一个邮戳。“这只是三分之一。”我平静地说。陈汐蹲下身，

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个信封。她看着上面的地址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
她的眼眶红了。“林舟，”她哽咽着说，“你真是个……傻子。”我笑了。这是七年来，

我发自内心的、最轻松的一个笑容。“这个世界越浮躁，越要有人来当傻子。我只是在证明，

深情不是愚蠢，是选择。”那天下午，我们聊了很多。她讲她这些年的经历，

那些惊心动魄的冒险，那些光怪陆离的风景，那些萍水相逢的人。我静静地听着，

像在听一个遥远国度的神话故事。她的世界，充满了动态、色彩和喧嚣。而我的世界，

只有黑白、静默和等待。我们就像两部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书，虽然并排放在一起，

却好像永远无法真正地互相解读。傍晚的时候，雨停了。我做了我练习了无数遍的菜。

糖醋排骨，她说有点太甜了。麻婆豆腐，她说不够辣。清蒸鲈鱼，她说火候老了一点。

她一边挑剔着，一边却把每一盘菜都吃得干干净净。吃完饭，我们窝在沙发里，

看一部老电影。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，能感觉到她身体传来的温度。

一切都美好得像一场不真实的梦。我以为，我的等待已经到了终点，从今往后，

就是幸福的开始。电影结束的时候，她突然说：“阿舟，我这次回来，可能待不了太久。

”我的心，又开始往下沉。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我接了一个新的项目，”她避开我的目光，

看着电视屏幕上滚动的演职员表，“在欧洲，一个为期两年的深度拍摄项目。

一个……我无法拒绝的机会。”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了。

我感觉我刚刚经历的那个短暂的春天，又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被寒意重新侵蚀。

“你不是说……你看够了，玩累了，要回来安个家吗？

”我的声音里充满了连自己都觉得可怜的质问。“我是这么想过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

“在阿根廷写那封信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累了。可是……当我真的回到这座城市，

当我看到这里一成不变的街道，当我呼吸着这里熟悉又沉闷的空气……我发现，

我好像还是属于外面的世界。”她转过头，终于看向我。“阿舟，你很好。真的。

你把我生命里所有的浪漫和理想主义，都变成了现实。你是我见过最深情的人。

可是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寻找一个不那么伤人的词语。“可是，

我好像……无法在你为我构建的这个世界里呼吸。”我为她构建的世界。

这个由书籍、信件和等待构筑的，固若金汤的，完美的，深情的……囚笼。

“你跟我一起走吧。”她突然说，眼睛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我熟悉的光芒，“阿-舟，

世界那么大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你不是喜欢古老的东西吗？

欧洲有那么多古堡、教堂、博物馆，你会喜欢的。别守着这些旧书了，去看看真实的历史！

”我看着她，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。“我的工作在这里。”我冷冷地说。“工作可以再找！

你这么有才华，到哪里都不愁的。”“我的生活也在这里。”“生活不就是人吗？你在哪，

生活就在哪。我就是你的生活啊！”我摇了摇头。“陈汐，你还是不懂。”我说，

“我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为了有一天能抛弃它们，跟你去流浪。我变得更优秀，

是为了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像两棵树一样，平等地站在一起。风来了，

我们的叶子可以碰到；风停了，我们依然是两棵独立的、完整的树。而不是一棵树，

被连根拔起，去追逐另一阵风。”她脸上的光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。“所以，你还是要我，

为你停下来？”“我没有要你停下来。”我的声音也变得疲惫，“我只是在等。等到有一天，

你想停下来的时候，一回头，就能看到我在这里。”“可如果我永远不想停下来呢？

”她反问，声音尖锐了起来。“那就让半步。”她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，“阿舟，

你为我让半步，行不行？你不用完全放弃你的世界，你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……一个大本营。

你陪我出去一两年，就一两年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。我们都可以为对方，稍微妥协一下，

不好吗？”让半步。多么简单，多么充满诱惑力的三个字。只要我点一下头，

就能结束这场无望的等待，就能拥抱我梦寐以求的春天。可是……让半步，

就不是我要的人生了。我的偏执，我的固执，我用七年青春构筑起来的、荒谬而悲壮的信仰，

在这一刻，成了一堵无法逾越的墙，把我死死地困在了原地。我无法妥协。因为一旦妥协，

我这七年的等待，就成了一个笑话。我所坚信的“深情的选择”，

就会立刻沦为一种“愚蠢的表演”。我不能否定我自己。我看着她，慢慢地，

清晰地说：“不。我不会走。”空气里是死一样的寂静。我们像两个对峙的战士，

用沉默互相凌迟。很久很久之后，她站了起来。“我明白了。”她说，“我明天就走。

”她没有再看我一眼，走进卧室，关上了门。我听到了箱子轮子在地上滚动的声音。

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，一动不动，直到天光泛白。那个我等了七年的春天，来了，

又走了。前后不过十几个小时。它甚至没有来得及脱下一件厚重的冬衣，就匆匆忙忙地，

又踏上了逃亡的路。我输了。春天没有赢。是我的寒冬，太过漫长，太过寒冷，

把唯一的那个春天，也给冻死了。好的，我们立刻进入后续章节。

第二章将聚焦于离别后的深渊与自我毁灭的螺旋，以太宰治特有的阴郁、自嘲与病态美感，

将痛苦推向极致。她走了。那扇门轻轻阖上时发出的“咔哒”轻响，像一颗子弹，

精准地贯穿了我胸膛里那点仅存的、名为“希望”的脏器。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，

没有泪流满面的挽留，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告别。只有死水般的沉默，

和最终那一声宣告一切终结的轻响。陈汐拖着她的行李箱，里面装着她短暂停留过的痕迹，

或许还有我七年来精心构筑、却在十几个小时内就轰然倒塌的幻梦。她甚至没有再看我一眼。

她的背影穿过狭小的门厅，消失在楼道昏暗的光线里，决绝得像从未出现过。

我依旧坐在原地，保持着前一晚的姿势，像一尊被雨水浸泡太久、内部已经朽烂的泥塑。

窗外，那场缠绵的秋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，淅淅沥沥，敲打着玻璃，

像是无数细小的嘲笑声。房间里还残留着她洗发水的味道，一丝甜腻的柑橘香，

此刻却混合着饭菜冷却后的油腻气息，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、祭奠般的气味。春天？呵。

我曾天真地以为，寒冬的尽头必然是春暖花开。却忘了，有些冬天，是永夜。而我等来的，

不过是一场更加刺骨的倒春寒，一场足以冻死所有希望的寒流。她来了，

像一阵不合时宜的暖风，短暂地吹化了冰面，

让我得以窥见水面下那点微弱的、自以为是的生机。然后，她转身离去，

留下的是更厚、更坚硬、更绝望的冰层。我输了。输得一败涂地。不是输给了距离，

不是输给了时间，甚至不是输给了她善变的心。我是输给了我自己。

地相信着“深情”可以战胜一切、相信着等待会有意义、相信着两棵树可以平等相望的自己。

我精心培育的信念，我赖以生存的支柱，在她轻飘飘的一句“无法呼吸”面前，

碎得连齑粉都不剩。“让半步就不是我要的人生？”多么铿锵有力，多么掷地有声的宣言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