浦江两岸生巨变今日同心更向前

一九九二年的夏天，陈家庄干得像是要冒烟。

日头毒辣辣地悬在头顶，把天地间的一切都烤得没了精神。

田里的玉米秆子蔫头耷脑，卷曲的叶片上蒙着厚厚的尘土，泛着一种病态的灰绿色。

地皮裂开了纵横交错的口子，如同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深刻的皱纹，绝望地向着天空张着。

陈建国首起腰，用搭在脖子上的、早己被汗水和尘土浸染得看不出本色的毛巾，胡乱抹了一把脸。

汗水立刻又从他额发间、眉骨上渗出来，汇成小溪，淌过他被晒得黝黑发亮的脸颊，在下巴处滴落，砸在脚下滚烫的黄土上，瞬间就被吸吮得无影无踪。

他抬起头，眯着眼看了看那轮白晃晃的太阳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

这鬼天气，再不下雨，今年这季庄稼就算完了。

他攥紧了手里的锄头，木柄被手掌磨得光滑，却依旧硌手。

他一下一下地锄着脚下干硬的土地，动作机械而熟练。

这不是锄草，草早就旱死了。

这只是他发泄焦虑的一种方式，仿佛多锄一下，地里的那点可怜的墒情就能多保住一分。

锄刃磕在土坷垃上，发出沉闷的“砰砰”声，在这寂静的午后传出老远。

不远处，他的弟弟陈卫东也拄着锄头站着，却没他哥哥那份“磨”的耐心。

卫东年轻几岁，身子骨还没完全长开，显得有些单薄，但眉眼间透着一股建国没有的灵动和不安分。

他烦躁地用锄头扒拉着脚下的土，看着那浮土飞扬，觉得嗓子眼也跟着冒火。

“哥，别锄了！

再锄，地都要着火了！”

卫东的声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清亮，此刻却有些沙哑。

建国没停手，只是闷声回了一句：“不锄咋整？

眼看着苗都死光？”

“死就死呗！”

卫东把锄头往地上一扔，一屁股坐在田埂上，抓起旁边的破草帽使劲扇着风，扇起的也是热浪，“这破地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能落下几个子儿？

交了公粮，剩下的还不够塞牙缝！”

这话像根针，精准地扎进了建国的心窝子。

他何尝不知道？

父亲腰腿不好，母亲身体也弱，一家人守着这十几亩薄田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
他是长子，这份沉甸甸的责任，从他辍学回家扛起锄头的那天起，就压在了他的肩上。

他不能像弟弟那样抱怨，他甚至不敢细想，只能一天天、一年年地，把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在这片黄土地上。

“少说两句，省点力气。”

建国终于停了手，走到田埂边，拿起那个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红字的、掉了不少瓷的搪瓷缸子，仰头灌了几口凉白开。

水是温的，带着一股铁锈味，并不能解渴，但能暂时湿润一下干得发痛的喉咙。

卫东看着他哥被汗水浸透的后背，汗衫紧紧贴在皮肤上，勾勒出结实却略显佝偻的肌肉线条。

他心里一阵发酸，又一阵莫名的烦躁。

他不甘心，不甘心像父辈、像哥哥一样，被这片黄土埋没一辈子。

“哥，我跟你说真的。”

卫东凑近了些，压低声音，眼睛里闪着光，“强子前天来信了，说他在上海，一个月能挣这个数！”

他伸出三根手指，在建国眼前晃了晃。

建国瞥了一眼那三根手指，心里动了一下，但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强子是村头李家的儿子，去年跟着包工头去的上海。

“三百？”

建国问，语气里带着怀疑。

三百块，够他们家忙活大半年了。

“三百？

那是去年！”

卫东激动起来，声音不由得提高了八度，“他说现在一个月起码五百！

管吃住！

是在大楼工地上开升降机的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！”

五百！

建国的心猛地一跳。

这个数字像是一块巨石，投进了他死水般的心湖。

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搪瓷缸子，指节有些发白。

“上海……”建国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。

那是一个遥远得像在天边的地方。

他从电视里看过，高楼大厦，灯火辉煌，街上的人穿得光鲜亮丽。

那是另一个世界，与他脚下的黄土，头顶的烈日，完全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天地。

“哥，咱去吧！”

卫东抓住他的胳膊，眼神热切，“咱俩都有的是力气，去了上海，随便找个活儿，不比在这土里刨食强？

挣了钱，给爹娘治好病，给家里盖新房！”

盖新房。

这是建国心里最大的念想。

现在住的这土坯房，一下雨就漏，墙皮都掉了好几块。

他做梦都想让父母住上亮堂宽敞的砖瓦房。

“外面……不是那么好闯的。”

建国迟疑着，他习惯了安稳，哪怕这安稳是贫穷的安稳。

未知的世界让他本能地感到畏惧。

“有啥难的？

强子都能行，咱俩比他差哪儿了？”

卫东不服气，“哥，你才二十五，难道真想一辈子困在这山沟沟里？

你不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啥样？”

外面的世界……建国沉默了。

他抬头望向远处，连绵的土山光秃秃的，在热浪中扭曲着形状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把他和整个世界隔绝开来。

风裹挟着黄土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这味道他闻了二十五年，熟悉得如同自己的身体发肤。

可今天，这味道里似乎多了一丝令人窒息的东西。

傍晚收工回家，气氛比往日更加沉闷。

低矮的土坯房里昏暗而潮湿，弥漫着草药和饭菜混合的味道。

父亲陈老栓坐在门槛上，一言不发地吧嗒着旱烟袋，烟雾缭绕中，他沟壑纵横的脸更显愁苦。

母亲在灶间忙碌着，佝偻着背，锅里煮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碴子粥，旁边是一盘黑乎乎的咸菜疙瘩。

饭桌上，几乎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喝粥的吸溜声和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。

卫东几次想开口，都被建国用眼神制止了。

终于，在母亲起身要去添粥的时候，建国放下了碗筷。

碗底磕在破旧的木头桌子上，发出不大不小的一声“咚”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

“爹，娘。”

建国的声音有些干涩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，“我……我和卫东，商量好了。

想去上海。”

话音落下，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
母亲的手一抖，手里的空碗差点掉在地上。

她猛地转过头，看着两个儿子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没能发出声音。

父亲陈老栓拿着烟袋的手顿住了，他缓缓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在烟雾后看向建国，又看了看一脸决然的卫东。

他沉默了许久，久到桌上的粥都快凉了，才重重地咳了一声，哑着嗓子问：“……想好了？”

“想好了，爹。”

卫东抢着回答，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我和哥一起去，互相有个照应。

一定能挣到钱！”

“上海……太远了……”母亲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，“人生地不熟的，听说那边乱得很……娘，没事，有老乡在那边照应。”

建国安慰道，心里却也七上八下。

陈老栓又吧嗒了两口烟，烟雾浓得化不开。

他看了看大儿子那双布满老茧、皲裂的手，又看了看小儿子那双充满渴望和不安的眼睛。

他知道，这穷家，是留不住年轻人了。

鸟要出笼，鱼要入海，拦是拦不住的。

“……去吧。”

最终，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，声音苍老而疲惫，“出去……闯闯也好。”

说完这句，他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，不再看两个儿子，只是佝偻着背，继续沉默地抽着他的旱烟。

那明灭的火光，映着他脸上深刻的无奈与忧虑。

母亲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她撩起围裙的一角，默默地擦着眼角。

那天晚上，建国和卫东躺在土炕上，都毫无睡意。

月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棂子洒进来，在坑洼不平的土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院子里，偶尔传来几声虫鸣，更显得夜寂静得可怕。

“哥，你怕吗？”

卫东在黑暗中小声问。

“……有点。”

建国老实承认。

他对前路一无所知，肩上仿佛扛着更重的东西——父母的期盼，弟弟的未来，还有自己对未知的恐惧。

“我不怕！”

卫东翻了个身，面朝建国，眼睛在黑暗里亮晶晶的，“我一定能混出个人样来！

让咱爹娘，让村里所有人都看看！”

建国没有说话。

他听着弟弟充满憧憬的呼吸声，心里却像压着一块巨石。

他想的不是“混出人样”，而是下个月家里的开销怎么办，父母的药还能不能接上，地里的活计爹一个人忙不忙得过来……还有，上海，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也遍地陷阱的地方，会不会吞没了他们这两个一无所有的农村青年？

他悄悄坐起身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看到母亲正坐在外屋的灶台边，就着一盏如豆的煤油灯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他们兄弟俩那几件破旧的衣服。

她的动作很慢，很轻柔，时不时地停下来，用袖子擦一下眼睛。

建国的鼻子一酸，赶紧躺了回去，用力闭上了眼睛。

后半夜，建国披上衣服，轻轻推开门，走到院子里。

夏夜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吹散了些许白天的燥热。

他抬头望向夜空，这里的星空，是他从未见过的清澈和辽阔。

银河像一条璀璨的带子，横贯天穹，无数繁星密密麻麻地闪烁着，冰冷而遥远。

卫东也跟了出来，站在他身边。

“哥，你看，那颗最亮的！”

卫东指着天边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，“说不定就是上海那边的灯哩！”

建国顺着弟弟指的方向看去，那颗星确实很亮，亮得有些刺眼。

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上海的灯光，但他知道，在那星光之下，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世界。

“到了那边，我得先找个稳当的活儿。”

建国像是在对弟弟说，又像是在对自己说，“力气活就行，得多攒点钱。”

“我要去南京路！

去外滩看看！”

卫东则完全沉浸在幻想里，“听说那边晚上跟白天一样亮，楼高得能戳破天！

哥，等咱有钱了，也住那种楼！”

兄弟二人，一个脚踏实地，规划着生存；一个仰望星空，憧憬着繁华。

他们并肩站在故乡的星空下，站在生养他们的黄土之上，心却己经飞向了那条即将改变他们一生的、通往未知远方的铁轨。

脚下的黄土沉默着，千百年来，它见证了多少这样的离别与远行。

它不言不语，只是用那干裂的缝隙，预示着前路的艰辛与莫测。

夜还很长。

而天亮之后，他们将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