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李静，今年三十五岁。在今天之前，我的人生履历光鲜得像块刚出厂的钢化膜，光亮、坚硬、没有一丝划痕。
我儿子，陈诺，十一岁。他是我的杰作。小学五年级，奥数金牌拿到手软，英语流利到能跟外教吵架，钢琴八级证书在我家玄关最显眼的位置挂着。他的时间表，是我亲手用Excel拉出来的，精确到每十五分钟。
早上六点半，准时被我从床上拖起来，背三十个新单词。七点，吃我准备的营养早餐，牛奶必须是澳洲进口的，鸡蛋必须是可生食的。七点半，去学校。下午四点放学，无缝衔接奥数班、英语角、钢琴课。晚上九点半回家，完成学校作业，再做一张我从海淀名师那儿搞来的拔高卷。十一点半，准时睡觉。
日复一日，风雨无阻。
我丈夫，陈凯，是个企业高管，比我更信奉这套精英理论。他负责挣钱，我负责把钱变成儿子通往罗马的门票。我们是外人眼里的模范家庭，强强联合，目标明确。
我以为，我们会一直这么走下去，直到陈诺考上清华北大，再去藤校深造，最后成为华尔街精英。
直到那张诊断书拍在我脸上。
“重度抑郁，重度焦虑。”
心理咨询室里，白大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。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电脑，突然被拔了电源。
我看着坐在旁边沙发上的陈诺。他安安静静的，穿着我给他买的英伦风小西装，背挺得笔直。从进门到现在，他一句话没说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尖儿。
“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，“我儿子，他……”
我想说，他很优秀，他很听话，他从来不哭不闹。他怎么会抑郁？抑郁不都是那种寻死觅活、又哭又闹的人才会得的病吗？
医生没理我，他转向陈诺，声音放得很轻：“陈诺，能告诉叔叔，你最近一次觉得开心，是什么时候吗？”
陈诺的睫毛颤了一下。
他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我几乎以为他睡着了。
然后，他开口了，声音又轻又飘，像片羽毛：“上周二，我把妈妈给我买的模型摔坏了。她没发现。”
我的心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，疼得我喘不上气。
那个高达模型，限量版，我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，花了我五千多。是我奖励他这次奥数竞赛拿了全国金奖的礼物。我以为他会很喜欢。
他摔坏了它，那是他最近唯一开心的事情。
医生在本子上一边写一边说：“李女士，孩子的状况已经很严重了。他把所有情绪都压抑在心里，不表达，不反抗，这比大哭大闹更危险。这是一种被动的攻击，他在用伤害自己的方式，来向你们发出求救信号。”
求救信号？
我脑子里闪过一幕幕画面。
他吃饭的时候，永远只夹自己面前的菜。我让他多吃点别的，他就放下筷子说饱了。
他做完作业，会一个人坐在窗台边，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，不说话，也不动。我以为他在思考难题。
我带他去游乐园，奖励他考试第一。他坐完过山车，下来面无表情。我问他好玩吗，他说，还行。
我一直以为，我儿子是天生沉稳，性格内向，有大将之风。
原来不是。
他只是，早就不会笑了。
